随着“沙井新义安”的覆灭，曾经只在港产影片中现身的香港黑帮，竟然在深圳设有分支机构。这样的关联让人们对香港新义安产生无数联想，尤其是案件中“沙井新义安”幕后大佬陈锡波，究竟是怎样的人？去向如何？其所依靠的“香港新义安”是怎样的组织？香港在反黑方面有何经验值得深圳借鉴？记者深入香港走访民间黑帮研究人士与香港前打黑警员，试图还原一个真实全面的“新义安”。
陈锡波与“新义安”
在“沙井新义安”崛起的背后，绰号“波叔”、“细波”的陈锡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圳警方披露，陈锡波是“香港新义安”骨干成员，在上世纪80年代在沙井组织飞鹰帮，后被警方捣毁，其转为幕后操控，扶持侄子陈垚东(绰号龙哥，龙仔)上马，发展成立“沙井新义安”。
陈锡波在“香港新义安”内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南都记者调查发现，在“香港新义安”中陈锡波是并不为人熟知的小角色。在香港，“新义安”并不会被单独提及，在香港法律文本、官方过往资料及警方人士用词中，对于黑社会组织描述多用“三合会”概括。而“三合会”来源自一个被三角形包围的洪字符号中，该符号据说是洪门帮会的意思。而“新义安”实际是隶属于“三合会”之下的分支组织。
1992年，深圳警方摧毁两个由香港黑社会派人进来发展的帮派———飞鹰帮、飞洪帮，而这两个帮派与“沙井新义安”的崛起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飞鹰帮形成于1986年，当时还是松散的黑社会组织。在飞鹰帮里，陈锡波为帮派大佬，其“头马”陈诺强(曾用名陈诺权)，花名“飞鹰”、“傻豹”、“傻炮”、“炮哥”，原是宝安县沙井镇蚝业村农民，1979年逃亡香港，1986年3月在香港流浮山加入香港黑帮广胜堂，同年返回沙井纠合沙井、福永、松岗一带无业青年形成组织，因其身上文有一只鹰，外号飞鹰，帮派由此得名。而飞洪帮也形成于1986年，头目曾飞洪为原宝安县沙井镇新桥村人，1981年逃往香港，1985年加入“香港新义安”，同年因犯罪被香港警方通缉，逃回沙井。在此期间，曾飞洪纠合流氓烂仔组建飞洪帮，发展成员40多人，其中12人也加入“香港新义安”。
这两个黑帮很多成员有着两重身份，既是飞鹰帮或飞洪帮成员，又是香港“三合会”成员，依附在香港黑帮下受其制约。1992年，这两个团伙被深圳警方捣毁之后，流窜的成员则重新纠合，成为“沙井新义安”。
与深圳警方提出的“香港新义安”骨干成员的说法不同，在“香港新义安”首脑核心层中，陈锡波并非重要的头领人物，目前可掌握的情况是陈锡波在“新义安”内部角色属于“红棍”，即打手武将级别。
何秉松著的《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介绍，红棍在“新义安三合会”处于第三层级，为组织的“强力臂膀”，负责帮派冲突中的打斗以及对违反帮规或不缴纳保护费者实施体罚。一个完整的组织通常有10-15人打手。红棍通过控制打手部门获得权力，在实践中通常会从中选一人任组织的主席。
南都记者访问香港三合会组织研究者及前警方人士，对于陈锡波，知之者甚少。他们介绍，在沙井呼风唤雨的陈锡波，在香港时的名头并不响。在香港警方早期资料中，陈锡波是这样被描述的：绰号细波，属于新义安新一辈无固定职业的小头目，流连尖沙咀漆咸围，汉口道，亚士厘道、山林道及尖东一带娱乐场所，靠占小便宜、代人收数等获取利益。时至今日，外界传说的“香港新义安”大佬陈锡波并无太多人知道。民间研究香港黑社会人士表示，陈锡波或许只能算是“新义安”的边缘成员。除深圳警方记录陈锡波在上世纪80年代在沙井组建飞鹰帮外，这个“沙井新义安”幕后的江湖大佬在深港两地留下的痕迹并不多。
百年历史帮规森严
陈锡波牵出的“沙井新义安”，让许多公众对香港黑帮产生浓厚兴趣。“香港新义安”究竟是怎样的组织，现状如何？在香港警方案卷中，新义安三合会犯罪活动手法有勒索、收保护费、贩毒、高利贷、开设色情场所、非法开赌、向内地走私电子器件。垄断公共屋村及私人屋村的单位专修工程，利用组织势力令一些组织高级职员开设的企业得到正常运作，如电影制作公司，金融投资公司、酒楼等。
“新义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86年。“新义安”是潮州帮历史悠久的支派，前以“义安工商总会”名义在港英政府注册。在港岛、九龙和新界以及离岛区均有支部。据称，1953年任此会首领人物绰号红榜房子，一向以道粹拳术馆名义活动，在港岛以太平山体育会名义活动，时至今日此会仍然活跃，具有影响力。
“新义安”目前仍是香港活跃的三合会组织，起源于1886年在香港成立的万安三合会(现已不存在)。1915年，香港太平山体育会成立，其后并入万安三合会。1919年，因内部不和，万安分裂为两个独立的三合会，原本是太平山体育会的会员成立义安三合会，其余会员则成立福义兴三合会。(注：有研究者提出福义兴1886年前已经存在，并非由万安分裂而来)。
为了对其活动建立社会地位，“义安三合会”1921年注册该会为“义安工商业协会”，二战期间解散，1946年再次注册。1949年，“义安工商业协会”被香港警方调查发现是三合会组织，其注册被吊销，其后数年，义安首领、多名高层被逮捕押解到台湾。失去首领、高层的义安三合会并没有消失，很多高层会员回到香港称自己是“新”的义安三合会，逐渐扩大，成为香港最具有势力的三合会，“新义安”由此而生。
“新义安”由龙头向华炎开始，委派多名资深的“新义安”会员成为顾问，组成“中央委员会”。龙头及“中央委员会”监察一些职务人员活动，按照职务名称承担相应事务，在龙头、“中央委员会”之下就是职员、普通会员。
与活跃在香港的其他三合会组织相比，“新义安”依照传统三合会方式办事。一名会员要经过一名香主主持的入会仪式才能成为真正的会员，仪式中会发给会员一个号码，该号码按入会顺序发出，现在约数万号。若一名会员获提升为有职务的会员，需要经过一个香主主持的扎职仪式，仪式中会给升职会员发职员号码。号码从51号开始到699号，排满之后再次重复由51号向后排，只是在号码前面加汉字分辨。例如，职员号：安600。
后期分裂 各自为政
1987年，香港警方有组织及严重罪案调查科在一项operationam esbury行动中将新义安龙头向华炎及10名“中央委员会”成员拘捕并检控后，向氏家族影响力相继减弱。向华胜、向华强、向华光及向华文纷纷约束手下，转在合法的事业上发展。但是，向华波、向华国因无正当生意支持生计，其后仍在尖沙咀活跃。
“新义安”主要收入来源是在油尖区娱乐场所担当看场保安工作、放高利贷等，以合法生意名义掩盖非法活动。在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影视圈中几乎均被“新义安”所控制。除向氏家族成员外，“新义安”内部一些新入会分子有争名夺利、为个人树威重新划分势力的想法，经常借故生事。警方打击三合会拘捕活跃分子，会员中多有另创其他名称，成为新义安分支，包括有敬义、义群、大好彩。
“新义安”龙头向华炎被判入狱后，会内有实力的头目不受控制，自成一派。例如有帮内势力的头目王俊、纪宝等人各树势力，有些头目与向家交恶，断绝联系，但所行之事仍延续“新义安”规则。
向华炎于1989年12月在狱中上诉香港高等法院，终审裁决无罪释放后重掌龙头之位。但是，由于被警方严密监视，向华炎不敢明目张胆主持“新义安”，自此“新义安”内部不再团结，有势力头目自行其事。有研究者表示，陈锡波回到深圳沙井组建飞鹰帮，后继续支持侄子开创“沙井新义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
逃港人士 依附黑帮
香港民间研究黑社会组织人士黄晃，因兴趣而长期研究香港三合会历史以及发展，他认为三合会的发展史是“社会发展的缩影”。而深圳沙井与香港“新义安”之间发生交集，最近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的逃港潮。
港英时代警方帮办摩根以及警方三合会资料搜集小组曾将香港出现的黑帮详细记录，数百分支的源头指向1800年的洪门。“新义安”的源头直接追溯到潮帮的分支帮会。但在当年，逃港者在香港黑帮人士看来并不受欢迎。
“当年本港帮派的头目认为内地人品格不好，不愿意收入会。”黄晃介绍，上世纪70年代，逃港潮中大量内地人进香港，打工、摆摊成为许多逃港族最初的谋生手段。为了避免被人敲诈勒索，大量逃港者聚集在“新义安”大小堂口安身，一度聚集数万之众。由于逃港人士加入，新义安人数众多，为争抢地盘，与其他帮派之间的冲突逐渐显现。此时，从零开始的新义安逃港人士，比本地帮派显出更大优势。由于本地帮派排斥逃港者，成员多挑选“长毛、有型”的本地人，多从事“看场收保护费、沟女吃软饭、吸粉”等，本地帮派在与新义安较量中逐渐呈现弱势。上世纪70-80年代，抢劫银行等恶性事件大多数是逃港的帮派分子所为。遇上当时尖沙咀东部填海开发，新兴地区尚未被其他帮派占据，“新义安”抢先在尖东做大。
1989年，“新义安”向华炎案终审后，“新义安”没有产生新的龙头，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委员会”，但该委员会由哪些成员组成及人数变动情况鲜为人知。由于形成多个分支，且为逃避打击，一些入会仪式被取消，直接以口头给号码确认入会。如此，“新义安”会员究竟准确数字有多少，无人知晓。尽管没有龙头，“新义安”内“中央委员会”就成了帮众的“阿公”，没有指明“阿公”具体是哪位，但会员得到“阿公”的指令，无不听从，只有为“阿公”办事才能获得上升机会，获得利益甚至划分势力范围。
香港黑帮 渗透内地
其实，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出入境的严格控制，香港三合会很少到内地境内从事违法活动，即便偶有进入也没有太多活动余地。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香港的黑帮逐渐渗透进内地，90年代时最活跃。”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卢铁荣说。研究资料记载，上世纪90年代后香港的“14K”、“和胜和”、“和胜义”、“水房”等加速向内地扩张，不仅深入广东福建等，甚至向浙江、广西、海南等地区蔓延，涉及11个省市地区。一河之隔的深圳成为香港黑势力落脚内地的重灾区。资料显示，1989年潜入深圳的港澳黑社会组织有46个，成员有280多人。1992年至1994年，被深圳公安机关抓获的21名香港警方通缉犯中有11人经证实为香港三合会成员；1992年，深圳查获“14K”、“水房”、“和胜和”、“新义安”等三合会组织25个，成员338人。
很多情况下，内地尤其是深圳，以“避风港”的功能角色出现在香港黑社会北上的版图中。很多香港三合会成员在境外犯罪后逃到深圳躲避，他们在深圳的犯罪行为臭名昭著，流氓斗殴、勒索、抢劫、吸毒、贩毒、走私、聚赌、组织卖淫，无恶不作。1988年，香港三合会成员与晋江县不法分子李小辉等，以高薪招聘到香港当招待员为诱饵，诱骗内地4名女青年到深圳，奸污后偷渡到香港，卖给夜总会为娼。而在港犯有持械抢劫罪的“和胜和”分子何苏娣1992年1月潜逃到深圳，在短短3个月内连续三次实施盗车犯罪。
躲藏到深圳的香港三合会成员甚至教唆青少年成立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1989年，深圳“反黑清帮”行动查获该类青少年及中学生成立的各类帮派100多个，涉及成员600多人，“沙头帮”、“赤军帮”、“忍帮”、“IQ帮”、“青龙帮”、“暴风一族”等，或是模仿香港黑社会组织形式或在香港三合会引诱教唆下成立。
立法严打 形成威慑
上世纪80年代，香港警方“O记”(即反黑组)详细搜集在香港存在过的三合会及非法会社组织100余个，有姓名、案底成员数千。但如今，大部分帮派已不复存在，偶然被发现活动的黑帮派成员一露头，立即遭打击，除香港警方扑灭罪行的决心外，其法律条例对阻吓黑帮成员活动起到很大作用。
“上世纪60年代，当时香港警务署署长公开声称，300万香港人口里便有50万是黑社会成员，占六分之一。而到现在，香港黑社会成员数目剧减，新义安估计2万多人，整个香港三合会不知道有没有5万。”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卢铁荣说，黑社会在港日渐式微是立法严打的结果。与“沙井新义安”在本地公开以黑社会组织活动不同，香港的黑社会鉴于法律的威慑，不敢公开以“新义安”名义活动。
原香港警察阿健说，在香港社团条例中，对口头自称是黑社会帮派成员纳入要公诉追究情形，此举对黑社会成员公开活动造成威慑。1920年，港英政府颁布的社团条例将三合会宣布为非法社团。由此时起，三合会与黑社会逐渐成为互相取代的名词。1949年，香港政府再次颁布“1949年社团条例”，进一步规定：任何使用三合会宣誓仪式的社团均被视为非法社团，这个定义实际上完全等同于香港黑社会组织的法律定义。
据香港社团条例规定，任何三合会，无论其为注册社团或者豁免注册社团，不论其是否为本地社团，均视作非法社团。任何社团，如使用三合会仪式或利用三合会之名衔或专有名词，均视作非法社团。任何人如为非法社团会员或者充当非法社团会员，或参加非法社团会议，或付款予非法社团或给予资助，以作非法社团用途，即属违法。一经公诉定罪，如属于初犯，可判罚款1万港元及监禁12个月；如属再犯，可判罚款3万港元及监禁五年。任何人，如为三合会会员或充当三合会会员，或冒称或自称为三合会会员，或参加三合会会议，或发现拥有或负责保管三合会或其分会之簿册、账目、字据、会员名表、印鉴、旗帜或者徽章，不论该三合会或分会是否在香港成立，即属违法。一经公诉定罪，如属初犯，可判罚款5万港元及监禁三年；如属再犯，可判罚款10万港元及监禁七年。
而1994年12月颁布的《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则将打击黑社会推向另一个高峰。“以前只有社团条例，规定尚有限制，定罪前首先要证明该成员是黑社会分子。比如，如果一个‘飞鹰帮’成员，按照社团条例，这帮派在香港不能算黑帮，因为登记在册的黑帮没有叫‘飞鹰帮’的。但《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的出台则没有这个限制，只要2个人以上的有组织性犯罪，不管你是不是黑社会，都可以打击。”卢铁荣说，新条例增设警方侦查有组织犯罪及犯罪所得的权力，且可以将罪犯的财产充公，大幅提高打击力度。2000年制定的《证人保护条例》，以及随后颁布的《罪行受害者约章》等法例，逐步完善打击有组织罪行的法律架构。
洗底计划 分解黑帮
与内地对于黑社会组织的打击不同，香港除打击之外，还制定允许黑帮成员改过自新的“洗底计划”。提交申请退出黑社会组织的，香港政府将发放证书以证明。
在香港三合会成员活跃鼎盛时期，数万人的群体让政府倍感压力。除警方打击行动外，一个洗底计划也在进行。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还是为一些三合会成员提供重返社会的机会。1988年12月8日，香港政府推行“洗脱三合会会籍计划“。成立名为“放弃三合会会籍审裁处”的机构，由一名主席和若干成员组成。参加此计划的黑帮成员需要向审裁处提交表格，宣誓脱离原有三合会组织，符合条件者发给证明书。
当年的主席莫华高总结过加入三合会者原因：年少无知，误交损友；遭受威逼或利诱；为生计而寻求非法保护；向往电影及宣传媒介渲染的三合会英雄主义；在家庭中缺乏关心，加入三合会，求取归属感。
该计划最终在1991年4月1日终止，原因是当时的扑灭罪行委员会表示，两年时间已足以让有意改过自新的人士利用该计划放弃三合会会籍。经常延长该计划，可能令现时的三合会会员、可能成为三合会会员的人士产生错觉，以为日后仍有机会放弃会籍。在两年时间内，959名三合会成员提交申请，约549人获得审裁处批准发给证明书脱离三合会组织。
观点
廉政公署成立刺中黑帮心脏
在卢铁荣看来，“洗底计划”的成效并不算大，他认为，真正一剑刺中香港黑帮心脏的，既不是运动式的打击行动，也并非阶段式的政策出台，而是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
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警察集团与三合会同流合污贪污风气弥漫，黑帮分子向警察行贿以换取方便和非法保护，警务人员则纵容三合会分子黄赌毒等非法活动，并利用三合会分子为线人和中间人，为警察的各个贪污集团收取贿款。事实上，直接促使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的，是当时震动全港的“葛柏贪污案”。1973年，时任香港总警司的葛柏与警队其他警员同流合污，利用职务之便为黑道毒品走私集团提供便利，大量收受贿赂，案发时秘密财产总值已超430万港元，是其20年工资总和的6倍。案发后，葛柏逃往伦敦，引发全港市民游行抗议，最终港英政府将其引渡返港判刑。
“1977年香港特赦，此前曾有污点的警察不用担心被控告，便全力做好本分工作。失去包庇，黑社会较之前没那么活跃了，在香港警队，集团式的贪污也没有了。个别警员的贪污现象仍存在。”卢铁荣认为，廉政公署的成立并没有直接打击黑社会，但从根本上打破黑社会的保护伞。“我们有IC A C”，这句具有鲜明香港性格色彩的口号背后，不仅仅是香港政府体系的肃贪，对打击黑社会组织而言，打击了香港警察的贪污，失去包庇的犯罪活动便难施展拳脚。
香港的组合拳“严打”让香港黑社会的生存空间被极度挤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黑社会势力大有北上渗透内地的趋势，而在香港本土的活跃程度却呈下降趋势。
卢铁荣提出，近20年来，内地经济迅速发展，让香港黑帮势力嗅到了金钱的气息，随着出入境政策逐渐宽松，北上活动也变得频密。更关键的是，内地法制环境的不完善，为香港黑帮势力的渗透和滋生提供了钻空子的漏洞。
“内地有保护伞的存在，黑社会有了发展的市场，而保护伞源于政府体系内的贪污现象。”卢铁荣指出，沙井“新义安”龙仔被捕，使沙井街道官员纷纷落马，成为了“保护伞———黑势力”共生模式的最好注脚。
“说白了，黑势力只会流向有钱的地方。有钱的地方，法制不健全的地方，有保护伞的地方，有贪污的地方，黑社会就容易生根发芽。”卢铁荣称，据他几十年的观察经验，他认为，打击黑社会要取得好的成效，第一件事，就是首先从政府体系开刀，从肃贪廉政开始，从打击保护伞开始。